她红着眼眶，抓住夏莉的手臂，摇了摇头。
夏莉看向海尼和恩斯特，他们刻意回避了她的视线，没有看她。
女孩转身，想找护士长。她忽地记起来，护士长也在昨天傍晚被弹片削断了颈动脉，那些雨点一样砸在她后背上的，除了泥土，就是血。
她得自己去整理需要带去营级救护站的器械物资，罗莎跟过来帮忙。
大量的止血钳，马啡，血浆。
夏莉握住海尼和恩斯特的双手，作为小队长的责任，她没有勇气去更前面，她承认自己的懦弱胆怯。
女孩声音发紧，“前线不需要做精细的外科缝合，记住，你们只需要‘止血，镇痛，后送’，其他的事情不需要你们做，待在安全的地方，才能救更多的人。”
海尼和恩斯特看着小队长，两人对视一眼，有一种被家里的妹妹教训的感觉。
他们同时露出温和的笑容，“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会把伤员从前线抢回来，交给小队长的。”
救护站的负责人微微颔首，感谢海尼和恩斯特的挺身而出，“大家都有各自的责任，谢谢你们。”
中尉示意一旁的勤务兵拿了两把冲锋/枪过来，交给海尼和恩斯特，又点了两个女护士，让她们跟着一起走。
海尼将枪推开。
“中尉先生，苏联士兵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绝不会伤害他们。事实上，在我们眼里，他们也是需要被救治的生命。”
恩斯特也把枪还给了勤务兵，在1940年德军进攻法国时，他被派去了法国前线，在索姆河战役抬过担架、扛过伤员。
他没有携带枪械。
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看见他臂上的红十字袖标时，会停止射击，等待双方的医疗兵将伤员搬走后，再继续交火。
他亲身经历过，并对此坚信不疑。
所有医护人员手臂上的红十字袖标，是战场上最后一到人道主义的防线。
“你们来的时候难道不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吗？”中尉本就不好看的脸色，沉下来。
他看向夏莉，这个被他们称为小队长的女人。
夏莉和同伴们交换一个眼神，他们当然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里前线。
鲍曼医生转头，眸光深深地看向这四个从红十字会过来的年轻人。
显然，他们对这里一无所知。
只要在东线待得足够久就清楚，红十字袖标往往被苏联人当作参照物，瞄准，射击。
医护兵比普通德军士兵的性命更值钱。
打死一个医护，相当于打死了所有他本该救活的士兵。
中尉已经失去耐心，不忍心看他们去送死，语气复杂，“听着，你们的《日内瓦公约》在这里起不了作用，你们最好戴上这些枪，会有人教会你们开枪的。”
海尼态度坚定，温和的嗓音掷地有声，“上帝给我的使命是医治，不是杀戮。如果今天是我被选中的日子，我希望我离开的时候手里握着的不是枪，而是伤员的手。”
不等中尉恼火地反驳，海尼和恩斯特与夏莉、罗莎挥手，率先登上停在外面的车辆。
两个女护士跟在中尉身后，也离开了。
一路尘烟滚滚。
海尼他们刚抵达中尉口里的营级救护站，发现现场被苏军喀秋莎扫荡了一遍，到处都是废墟和火焰。
剩下几个存活的医护要么送去后面团级救护站走，要么跟着医疗连往前，去战场上拖伤员，救人。
夏莉所在的团级救护站，运兵车来了几趟。
他们忙碌起来，没时间想别的。
中午，运兵车里送来了几名受伤的苏联俘虏。
苏联士兵情况不太好，脸色苍白，穿着土褐色的军装，身上都是泥土和凝固的血块，有的弹孔还在朝外渗血，有的被弹片削掉了手指，被丢在走廊里。
偶尔有护士经过，目光不忍地看着他们，又从他们身边绕过。
“谁把他们搬过来的？”护士问同伴。
“不知道，反正不是我们的人。”
“真是的，为什么要把他们放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办？”
“等战地宪兵过来吧，他们会处理的。”
一名很年轻的苏联士兵，头部插着一块弹片，他揪住护士的围裙，仰头望着她，张开口，沙哑地吐着单词。
护士抿着嘴唇，眸光颤了颤，低头看向十七八岁的少年。
她听不懂俄语，只拿了杯水放在旁边，迅速离开。
夏莉从手术区出来，已经没有需要手术的人了。
她看见罗莎蹲在门廊边，走过去，发现并排躺着的苏军。
夏莉瞳孔微缩，视线扫过，走向最严重的那个苏联士兵，弹孔边缘红肿了大片，感染会从锁骨下方蔓延到胸腔。
她蹲下身，用手指按了按弹孔周围的皮肤，滚烫，里面流动的触感，说明皮下已经有脓肿了。
她起身，朝救护站的负责人走去，说明来意。
负责人诺伊曼少校在院子里看助手递过来的伤亡统计表，拒绝了这群红十字会的天真理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