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吴禄贞被刺的当天夜里，军谘府第三厅厅长陈其采刚好到了石家庄，似乎是个疑点。但载涛解释说，陈到石家庄并非政府指派，而是他个人行为。因他见到政局动荡，想去石家庄找吴禄贞为自己谋一条出路，恰巧刺杀发生了，这完全是一个巧合。而他事后又逃回向我报告，于是就产生杀吴与清朝当权者有关的谣传，甚至还有人说吴死后，周（符麟）以吴首级给我看过，我奖周以二十四万两白银等等，都是不足凭信的。
载涛身为军谘府大臣，又是摄政王载沣的亲弟弟，是当时清廷核心圈中的人物。清廷策划杀吴，他不可能不知道。如果他的话属实，清政府的嫌疑似乎可以排除。
时在军谘府任科长的李炳之也认为，杀吴绝非清廷所为。他撰文说，因为吴禄贞曾经扣留枪械，事情发生之后，就有人怀疑是清政府派人暗杀的。但据我了解，清室并没有这个计划。京旗镇（即指宫长贵部）仓皇撤退，便是证明。如果清政府已经掌握了吴禄贞响应革命与山西民军合流的情报，本可以将他拿问，或用京旗镇解决吴，无须采取暗杀手段。
如果排除了清廷所为，那么剩下的最大嫌疑就是袁世凯了。何遂回忆说，关于吴禄贞被刺，有说是清廷主使，也有说是袁世凯主谋。过了许多年以后，当1924年国民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段祺瑞又被捧出来执政。有一次我和段祺瑞的长子段宏业闲谈。他大赞马蕙田，说：“马蕙田是英雄，够朋友，他的行动省了不少不少的事。”他指的就是当年杀吴的事。何遂据此推测，这事可能是袁世凯干的。袁世凯杀了吴禄贞，也就破坏了北方军人起义的计划，使他的野心可以更顺利地实现了。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又是北洋第六镇的老统制，周符麟和马蕙田都是他的部下，而吴被刺后，袁世凯又命段负责查办。在整个案件中，他是知情较多者。其子段宏业把马蕙田视为英雄，一语泄露天机，恐怕绝非是空穴来风。
另据任芝铭的回忆，他也曾听袁世凯的贴身随从唐天喜谈到这件事。任芝铭曾在唐天喜家中任教馆多年，与唐无话不谈。唐天喜曾亲口对他说，吴禄贞是袁世凯指使人杀的。袁世凯杀吴的动机由来已久。在新建陆军中，吴禄贞和良弼一直是与北洋派作对的。老头子（指袁世凯）不止一次说要除掉吴禄贞，有时不明说，用右手作砍头的手势。袁世凯复出后，吴禄贞又扣留了接济他的军火。袁世凯听了这个消息，急得吐了两口血。因此，他下决心要干掉吴禄贞。据任芝铭说，唐天喜当时还把袁世凯派什么人去贿通周符麟，给了多少万两银子，在哪一个银行拨的款，以及银行名称等都对他说了，可惜时间久了，他已经忘了。另有元柏香的回忆也提到这件事，他说马蕙田杀了吴禄贞，周符麟当面交给马五万酬金。马在保定妓院，买妓女“看蕊”就花了两万。
总之，在辛亥革命研究史中，袁世凯策划了这起血案几乎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但除了间接的线索和分析之外，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能证明这事就是袁世凯干的，因此这件事一直扑朔迷离，难有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吴禄贞被刺，袁世凯是最大的受益者，这是不争的事实。
袁世凯出山后，指挥北洋大军猛攻汉口，但作为权力中心的北京才是最重要的。二十镇兵谏，不啻是在后院里烧了一把野火。当消息传来，袁世凯着实吃惊不小。他令冯国璋、段祺瑞这些统兵大员写信、打电报，对张绍曾频频施加压力，迫使他不敢有进一步的过激之举。
就在这时，吴禄贞截军火，暗通山西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感到威胁越来越大。而且，朝廷电谕让他来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吴禄贞、张绍曾这么闹腾，京师空虚，他岂敢贸然进京？因此，解决北方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不能再拖延下去。在袁世凯看来，张绍曾好对付，可吴禄贞却不易制服。而吴禄贞一死便可以使所有的问题迎刃而解。
事实也正是如此。吴禄贞死后，滦州兵谏随之瓦解，一场轰轰烈烈的北方革命便彻底被扼杀了。所以，吴禄贞的死符合袁世凯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吴禄贞死后，袁世凯电令段祺瑞查办此事，可周符麟并没有受到查处，而作为直接凶手的马蕙田后来也死得不明不白。最蹊跷的是，11月16日，在吴案发生后不到十天，有个名叫温肃的御史上了一道奏折，揭发吴禄贞包藏祸心，勾结乱党，请求公布罪状，予以惩处。内容如下：
掌湖北道监察御史臣温肃跪奏，为已故大员包藏祸心，反形已著，请宣布罪状，以快人心而伸国法，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已故山西巡抚吴禄贞，跋扈素著，曾游学东洋，归国后昌言排满革命不讳。此次武昌事起，该员首与黎元洪通谋，又东说滦州军队，西煽太原叛兵，截留前敌军械，并欲阻绝南北交通，以抄第一军后路，皆该员主谋。以至旬日之间，畿甸几于震惊，朝廷为其要挟。旋于正定军次，欲遣人谋杀袁世凯，为其部下侦知，将该员戕毙，赴正定县出首。此事人言凿凿，一查便悉。当此军情扰攘之际，该员身为统帅，谋危国家。若不明正其罪，势将以仓猝被害，蒙邀恤典。而手下刺杀之人，且以凶手而罹法纲。是非不明，功罪倒置，则人心去矣。伏愿皇上迅夺乾断，立将该员阴谋罪状宣布天下，则军心必为之一肃。
愚赣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这份奏折不仅要求宣布吴禄贞的罪状，取消“恤典”，而且还要求为凶手平反。奇怪的是，前几天刚刚接手查办此案的袁世凯，却在同一天把上谕及温的奏折一起批给了直隶总督陈夔龙，让他查办。批复云：
内阁总理大臣字寄直隶总督陈。宣统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注：1911年11月16日）奉上谕：有人奏，已故大员包藏祸心，反形已著，请宣布罪状，以快人心而伸国法一折。着陈夔龙迅速查明，据实复奏。原折着抄给阅看。钦此。尊旨寄信前来。臣袁。
袁世凯的批复，虽有“尊旨寄信前来”一句，仿佛公事公办，但他要求陈夔龙“迅速查明，据实复奏”，又明显具有倾向性，而这事不早不晚恰巧发生在调查吴被谋杀之际，似乎也不仅仅是巧合所能解释的。至于温肃的奏折有无背景，是否有人授意，不得而知。此后，由于政局迅速发展，清廷土崩瓦解，吴案渐渐被淡化，而袁世凯也无心顾及此事。否则的话，是否会公布吴禄贞的罪状，为凶手平反也很难说。从这里，不难看出袁世凯对吴案的心态，而他自己是否清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十、大清帝国
1月的北京已进入隆冬季节。元旦过后，接连落了几场雪，天气更加寒冷。但与寒冷的天气相比，动乱的政局和持续的战争让紫禁城内更加寒气逼人。那些日子里，上至隆裕太后，下至皇族亲贵，无不惶恐不安。这天上午，内阁总理袁世凯上了一道密奏，顿时引起极大的震动。时在冲龄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许多年后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时说，有一天在养心殿的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眼，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满脸泪痕。我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这两个大人为什么哭。这时殿里除了我们三个，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很响地一边抽缩着鼻子一边说话，说的什么我全不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我看见袁世凯唯一的一次，也是袁世凯觐见太后的最后一次。
事后，溥仪专门查过日期，那天正是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十七日，公历1月16日，袁世凯上内阁密奏的时间。不过，当时的溥仪年仅六岁，虽然贵为一国之君，每日上朝如仪，但对许多事情仍然处于懵懂之中，并不明白太后为什么会哭个不停。
隆裕太后出身高贵，她是叶赫那拉氏，满洲镶黄旗人。其父桂祥是慈禧太后之弟，光绪皇帝则为其表弟，后由慈禧钦点，与光绪成婚，成为皇后。慈禧太后死后，立醇王之子溥仪为嗣，并封醇王为监国摄政，以协助隆裕太后辅佐宣统。但是，无论隆裕，还是醇王都是毫无主见之人，面对天下大乱，各地纷纷独立，他们六神无主，惊慌失措，只能寄希望于袁世凯。然而，他们的想法简直是大错特错了。
袁世凯是晚清重臣。光绪时，曾出任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由于权势过大，宣统立朝后一度遭贬，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之后不久，他又取代庆亲王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全权。此时，袁世凯的野心已经越来越大，取清而代之的条件也正在成熟，不过为了力避曹孟德夺权于孤儿寡母之手的唾骂，他开始玩起两面手法，这边应付朝廷，那边与南方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或打或谈，欲擒故纵，以此借南方压朝廷，又以清廷逼南方，把两边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当时，谁也闹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直到孙中山表示“虚位以待”，南方政府承诺，只要清帝退位，大总统一职非他莫属，他才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1月16日，袁世凯开始“逼宫”了，他所上的内阁密奏便是一个前奏。在这道密奏中，他危言耸听，声称目前局势败坏，已不可收拾，且共和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如果顺应民意，接受共和，那么皇室保存，还有优待。
这份密奏是袁世凯首次，也是正式向朝廷提出共和的主张。其措辞处心积虑，不仅极力渲染局势的危殆，人心尽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还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也就是说，如果朝廷再不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则法国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悲剧将在中国重演。
袁世凯的态度陡然转变让皇亲贵胄们措手不及。在与南方长达数月的断断续续的谈判中，朝廷的最后底线是君主立宪，而现在这个底线眼看就要守不住了。而实行共和，则皇权何存？接到密奏后，隆裕太后自然是大惊失色，完全乱了方寸。然而，袁世凯不愧是高明的演员，他作秀也算做到家了，在隆裕太后独对时，哭得比太后还要伤心，其难过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太后。他“满脸泪痕”，“一边抽鼻子一边说话”，一副心痛不已的样子。然而，从宫中下来后，他却松了一口气，谈笑风生，完全换了一副脸面。
上午11点多钟，袁世凯像往常一样回家了。袁世凯当时住在石大人胡同外务部大楼。石大人胡同据说是明朝尚书石亨的府第，后来改为外交部街，外务部大楼是当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访华而建造的，其后改作外务部迎宾馆。袁世凯进京后，全家便暂住这里。
袁世凯每次进宫的路线都是固定的：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市场——东华门大街——东华门。沿途都密布军警，予以保护。
这天，袁世凯乘坐的是特制的专用双套马车。该马车由上海龙飞所造，状似一绿呢大轿。车后跟随身挎德国刀的侍从数十名，车前则有两个“顶马”（即骑马前导的卫士）开道。这两个“顶马”，一个叫袁振标，一个叫杜保，两人威风凛凛，策马而行，马车则跟在后边，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煞是威风。车子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时，突然发生了意外。先是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声震耳，烟雾四起，接着便出现了一片混乱。再接着，只见袁世凯乘坐的双套马车像发了疯似的狂奔起来，腾起一股蔽天黄尘。人们惊恐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在马车的后边，此刻那两个“顶马”已经摔倒在地上，浑身是血。现场一片狼藉……
原来是有人行刺。根据事后的调查，刺客使用的武器是炸弹。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说，炸弹是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的，共三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便爆炸了，除了我父亲的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匹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也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勒紧缰绳想控制住受惊马匹，但却无济于事，只得任它们飞奔，直到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
这是一起专门针对袁世凯的暗杀。炸弹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除了两个顶马先后死去外，拉车的两匹马也受了重伤。袁静雪说，弹片炸伤了马肚子，不久两匹马都因伤重死去。所幸的是，两匹马当时没有倒下，否则袁世凯的生命也将发生危险。
刺杀发生后，军警们很快包围了现场，并抓获了三个可疑分子。被抓的这三个人是：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都是京津同盟会的成员。京津同盟会是在武昌首义后成立的，直属于同盟会本部。该会的组织机构除了总务、军事、交通、财务和宣传这些照例都有的部门外，还特设了一个暗杀部。该部不设部长，直属于会长和副会长，成员有男女同志二十余人，主要任务就是铲除清朝巨头。为此，部里的成员还专门拉到京西门头沟和十三陵等荒山里进行过投掷炸弹等一系列速成训练。
据亲历者回忆说，当时暗杀部拟定的行刺目标主要是三人，一是袁世凯，二是良弼，三是载泽。袁世凯则是头号目标。计划实施前，他们对袁世凯上下朝的路线、时间等都进行过仔细研究，发现沿途虽然布置了军警，但这些军警比较松懈，警惕性也不高，完全有机可乘。从时间上看，袁入宫多在清晨，这时街上人少，容易引起注意，而到中午下朝时，正赶上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街上人多，易于隐蔽。于是，行刺的时间最后就选定在1月16日中午。参加刺杀行动的人，经过挑选选出四人，即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还有一个名叫严伯勋。
计划制定得非常严密，共设三个攻击点：一是离东华门不远处的路南茶叶店门外，这是第一攻击点，由严伯勋执行；二是丁字街临街酒楼，这是第二攻击点，按分工由黄之萌、张先培蹲守；三是东安市场门口，这是第三攻击点，守候在这里的是杨禹昌。
袁世凯的马车开过来后，严伯勋首先行动。他投弹甚准，投出的炸弹正中袁的车下，但由于车行较速，炸弹猛烈爆炸时，车已过去，只炸死车后卫兵一人，伤数人。之后袁的马车立即改道折入路南一小街逃去，未走原来路线。这一来，打破了原定的计划。在丁字街酒楼上的黄、张两同志听到第一声炸弹爆炸，随即开窗持弹等候，但因袁车已改道，未能实施，反被街上军警发现，遭到逮捕。在东安市场门口的杨禹昌同志，闻得炸弹声，也持弹奔出，同样因形迹败露被捕。唯有第一个投弹的严伯勋乘人声鼎沸、军警慌乱之际，潜入茶叶店内，将手枪插入茶叶桶中，从容出门逸去。
以上这些都来自知情者的回忆，应该较为准确。袁世凯大难不死，除了耳朵略微受震外，几乎毫毛无损。袁静雪回忆说，父亲平安回到家后，见到我们只简单讲了一下情况，便哈哈笑了起来。袁世凯为何高兴？难道是因为意外逃生？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这一意外，反倒向清廷证明了自己的忠诚，否则革命党干吗要杀他呢？事实上，刺杀事件后，隆裕太后的确是对他更信任了。除此之外，这个意外事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借机告病在家，不再上朝，逼清帝退位之事也用不着自己亲自出面了，这就省去了许多麻烦。应该说，逼清帝退位，袁世凯内心有愧，他也害怕面对太后和小皇帝，更怕将来留下“夺权于孤儿寡母”的叛臣骂名。如能躲在幕后，放手让手下人去做，那就大大减轻了他良心上的负担。袁世凯当然是要高兴了。
第二天，袁世凯便上折子请假，声称受了惊吓不能上朝。谕旨很快下来了，说是“览奏殊深廑念”，批假三天，让他“速为调理”，病好后马上上班。
就在袁世凯请病假的同一天，由隆裕太后召集的御前会议举行了。会议内容就是讨论内阁密奏。据史料记载，从17日至19日，御前会议连续三天开了三次，都毫无结果。
时任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回忆说，17日第一次会议，宗室王公齐集。会上，贝勒溥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亲王奕劻附和，醇亲王始终一言不发，但恭亲王溥伟和镇国公载泽坚决反对。尤其是溥伟态度异常激烈。
溥伟是老恭亲王奕之孙，隶满洲镶蓝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封贝勒，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承袭恭亲王爵，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署理宗人府右宗正，充禁烟大臣。溥伟的行政职务虽不高，但在宗人府的地位却不低。宗人府是专门管理爱新觉罗家族事务的机构，最高领导为宗令，宗令之下设左右两个宗正，由亲王、贝勒等特简。溥伟署理右宗正，在家族内部有很高的权力。溥伟是个顽固派，对袁世凯尤为仇恨。当年两宫驾崩，他就力主杀袁。后来计划未能实施，他一直耿耿于怀。
辛亥变起，朝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溥伟也是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他曾去找过载沣，提醒他说袁世凯这个人野心大得很，重新用他显系“引虎自卫”。载沣沉默良久，这才结结巴巴地说，庆王、那桐再三力保，也许可以用一下吧。溥伟说，即使要用也得派些忠勇之士，削弱他的势力。载沣问派谁。溥伟说：“吾叔监国三年，群臣好坏，当然比我清楚。”
载沣说：“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
这样的回答让人哭笑不得。一个掌握大清朝命运的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其懦弱无能，令人无言，难怪溥伟叹息不已。然而，软弱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袁世凯羽翼日丰，老虎终于要吃人了。
据溥伟日记载，17日的会上他与袁内阁成员发生激烈争吵（溥伟日记与胡惟德所说有一些出入。溥伟日记说当天的会是在内阁召开的，隆裕太后并未参加，但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及蒙古王公均被邀到会。由于袁世凯请假，内阁方面由民政大臣赵秉均、外务大臣胡惟德和邮传大臣梁士诒等出面代表）。
会议开始后，将近两三刻钟，大家互相扯着闲篇，谁都不提正事儿。溥伟这时耐不住了，首先发话，他说：“总理大臣邀请我们开会，究竟讨论什么呀？你们倒是说呀！”
赵秉钧听了这话，方才切入正题。他说：“革命党现在势头很大啊，各省都响应他们，光靠北方军队也平息不下去。袁总理有打算，想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下一步与南方是谈是打，再定办法。”
赵秉钧此言一出，会场一片哗然。赵秉钧事后对人说，为什么要提另立政府，是因为当时南京已成立临时政府，而清帝退位又不能急转直下。另立天津政府，一方面胁迫清廷，一方面撇开北京与南京，可由袁独立支配一切。但这一提议遭到亲贵们的反对。溥伟尤为气愤，他当即责问道：“朝廷起用袁慰亭为钦差大臣，复又命他为内阁总揆，就是要他讨贼平乱。现在朝廷在此，却要到天津另外设立临时政府，这是何意？难道北京政府不行，天津政府就行吗？况且，汉阳已经收复，正宜乘胜痛剿，忽然罢战议和，是何道理！”
溥伟越说越气，话语中的火气也越来越大。梁士诒赶紧出来辩解，说另立政府主要是情形所迫，现在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无械，这样做也是为了不惊扰皇上。这套鬼话显然不能自圆其说，立即遭到溥伟的反驳。他说：“从前长毛、捻匪之乱，危及畿辅，用兵二十多年，也没有议和之事，别设政府的做法。今天革命党之势，远不比发捻，为什么竟有此想法？如果打仗需要筹饷，这是我们诸大臣应尽之责，当勉为其难。如果遇贼就和，是人都能，朝廷又何必召回袁慰亭呢？”
溥伟的一番切责，言辞犀利，咄咄逼人，弄得赵秉钧和梁士诒都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这时，胡惟德说话了：“此次战乱，列邦很不愿意，我若一意主战，恐怕要引起外国人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