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德这样说是想用列强来压人，哪想到气头上的溥伟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说：“中国自有主权对内平乱，外人凭什么干预？”他大声反诘道：“况且，英、德、俄、日，都是君主国家，万无强迫别国君主俯从乱党的道理。你既然这样说，请说是哪国人要责难，溥伟愿当面去问他们！”
话说到这个地步，讨论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后来，庆王奕劻说：“议事不可争执，况且事体重大，我们也决定不了，应请旨办理。”大家都附和说对啊，接着就散会了。溥伟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呜呼！群臣中竟没有一人再开口帮我说话的，真让人痛心啊。”
第二天，18日，继续开会。胡惟德日记说，第二次会议仍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庆王没有出席；二、前一天赞同共和的溥伦突然改变了态度，反对共和。据说，这是因为宗社党挟持的缘故。
宗社党是由亲贵中死硬派组织而成，核心人物有良弼、铁良、溥伟等。他们反对议和与退位，仇视并密谋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挽救垂死的帝国。在京中，宗社党颇有一些势力。尤其是良弼，长期从事军事工作，时任禁卫军协统，在旗兵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他们散发传单，扬言暴动。袁世凯被刺，外界也有传闻说是宗社党所为。庆王不出席会议，溥伦突然改变主张，是不是与宗社党胁迫有关？难下定论。不过，会上会下的明争暗斗一直非常激烈，从未停止。
溥伟日记载，19日，第三次会议召集前一天，醇亲王载沣打电话让他参加明天的会议。次日清晨，他来到上书房，载泽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昨天我见到冯国璋了，他说革命党没什么好怕的，只要发三个月的饷，就能打败他们。等会儿召见时，你先奏，我再详奏。”
早上7点钟以后，王公亲贵们进入养心殿。被召参加这次御前会议的有醇王、恭王、肃王、庄王、润贝勒、涛贝勒、朗贝勒、泽公、那王、贡王、宾图王、博公等。庆王仍然没有露面。会议开始后，隆裕太后说：“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大家都说当然是君主好，请太后圣断，勿为谗言所惑。
太后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我说可否求外国人帮助，他说等奴才同外国人说说看。过二天，奕劻说，外国人再三不肯，经奴才尽力说，他们才说，革命党是好百姓，因为改良政治，才用兵，如要我们帮忙，必使摄政王退位。你们问载沣，是否是这样说的？”
载沣说是的。
溥伟说，现在摄政王已退了，外国人为什么还不帮忙？这明着是奕劻欺罔。那彦图也说，今后太后千万别再听奕劻的了。
接着，溥伟便把冯国璋请求发饷三月，即可打败乱党的事提了出来。太后听了这话，便犯起难来，她说：“现在内帑早就空了，前次拿出的三万现金，还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了。”
溥伟碰头于地，举出当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王后用首饰珠宝赏军的事例，请太后效法。他说：“库帑空虚，怎敢强求？既然冯国璋肯报效出力，请太后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暂充战费，这对军人也是一种鼓励。如打一胜仗，则人心大定。请太后圣明三思！”
载泽也跟着奏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
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溥伟说什么优待，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如闯王不纳粮一样。“即使有优待，”他说，“以朝廷之尊，而受臣民优待，这不是贻笑列邦、贻笑千古吗？”
太后说：“就是打仗，光靠冯国璋一个，怎么能打胜啊？”
肃亲王善耆这时说：“除去乱党几人，中外诸臣，不无忠勇之士，太后不必忧虑。”
溥伟接着慷慨陈词：“臣大胆，敢请太后、皇上赏兵，情愿杀贼报国。”
太后显然不相信溥伟的话，她转过脸来，问跪在一边不说话的军谘府大臣载涛说：“载涛，你管陆军，知道我们的兵力怎么样？”
载涛答：“奴才没打过仗，不知道。”
太后默然，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先下去吧。”
溥伟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这天的会议被召的王公亲贵共十四人，但只有四人发言，其余的都没有说话。
一连三天的会议，几乎没有任何进展。虽然载泽、溥伟等坚决反对共和，但却拿不出一点解决办法。而内阁催促甚紧，请求太后速做决断。袁世凯这时已经完全掌握了太后的心理。这是一个没有主见的女人，而所谓的优待条件，使她食之不甘，弃之不舍。加上太后身边的心腹太监小德张此时也被袁世凯收买了。太后一回去，小德张便在她耳边煽风。他说泽公、恭王不过是嘴巴说说，一点本事也没有，连袁世凯都对付不了的事他们怎么能行？太后千万别听他们的。他还说革命党如何如何强大，打是打不了的，万一要败了，优待没了，那可真是一点退路也没有了。
隆裕太后最怕的就是这个。小德张在她耳边一絮叨，她更是一点主张也没有了。善耆过去一直掌管内务，有自己的情报网，对宫中的情况略有所知。御前会议后再三提醒太后，事关重大，会上的事回去后可别对身边太监提起，怕的就是他们动摇太后的决心。可善耆他们这样说，小德张又那样说，太后真是一头雾水，也不知该听谁的好了。
1月21日，又召开了一次御前会议。这次会议风向悄悄发生了变化。一连两天没上朝的奕劻又跑来开会了，而溥伟的身影却从会场上消失了。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从载沣与溥伟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略窥一二。这次谈话就发生在会议召开之前。
载沣对溥伟说：“前次奏对，你的话太激烈，太后很不喜欢。太后说了，说事情何至如此？恭亲王、肃亲王、那彦图三个人，爱说冒失话，你告诉他们，以后不准再如此。”
溥伟说：“太后深居九重，不了解时局，既然不准溥伟说话，那以后的会还让我参加吗？”
载沣面有忧色，良久才说：“你别着急。”
溥伟说：“太后既然有旨，今后万无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咫尺之内，当着太后的面，我怎能忍心沉默？”
载沣说：“我这里也是嫌疑之地，也不能多说话。”
溥伟说：“五叔与溥伟不同，既然五叔为难，以后会议，溥伟不来可也。”
载沣说：“这两日不知是怎样运动，老庆依然入朝，太后意思也颇活动，奈何奈何？”
这段对话见诸于溥伟日记。从太后批评恭王、肃王和那彦图（此三人均反对退位），不让溥伟参加会议，而让庆王入朝，就可以看出太后思想已发生偏移。显然，袁世凯的软硬兼施开始产生了作用。
南方的催逼这时也日紧一日。1月22日，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明确承诺：“（孙）文当履行前言。”即只要清帝退位，他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只要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国民，就可举他为大总统。随同电报，还附有清帝退位和举袁为总统的五条具体办法。
袁世凯拿到南方提出的退位条件，心里更有底数了。他让赵秉钧等继续向太后施压，于是内阁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此后又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依然没有结果，但在内阁大臣们的步步紧逼之下，隆裕太后早已六神无主，心如乱麻。尽管反对派亲贵要她顶住，可她一个妇道人家，赤手空拳靠什么顶呢？面对那些危言耸听的内阁大臣们，软弱的隆裕太后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她哀叹地说：“我真怕见他们！”可不见又不行。眼看着局势一天天败坏下去，许多事还非得和他们商议不可。
从16日遇刺以来，袁世凯一直躲在幕后始终不露面。病假到期后，他又续假，说自己“发烧未已”，“步履尚难照常”，总之一句话就是身体不好，还不能上班。隆裕也拿他没办法。
1月23日，内阁收到段祺瑞发自湖广前敌的电报。这份电报看似平常，不过是禀报部队的动向，似乎不足为奇，但细细琢磨，却别有深意。电中称，据第四镇报告，二营军心不稳，“目兵鼓噪特甚”，“一三营亦有沾染”；还有据该镇陈统制报告，“该标目兵已与革军勾通，约今夜叛去。四镇亦有，云云”。并称共和思想，近来在将领中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祺瑞职任所在，唯有尽力维持，“成败利钝未敢料也”。
段祺瑞是袁世凯的亲信爱将之一。自小站练兵时，他就跟随袁世凯鞍前马后，在北洋军的建立中立下汗马功劳。宣统立朝，袁世凯失势，段祺瑞也一度受到排挤，但在袁世凯重新复出后，他便立即得到重用，并受命为湖广总督，兼任第一军和第二军军统，几乎掌握了前敌所有的军队，是当时跺一脚地动山摇的人物。
他的电报不早不晚在这个时候发来，似乎并非偶然。其实，段祺瑞早就得到袁世凯的授意。和谈期间，他和他的幕僚们始终与北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一方面与南方暗通款曲，秘密联络；另一方面，在南方临时政府成立后，又立刻通电反对。他深知袁世凯的心思。袁世凯手上历来有两大法宝，一是外交，二是军队。内阁密奏之后，他先后授意驻俄大臣陆征祥、驻意大臣吴宗濂、驻日大臣汪大燮等打来电报，要求共和，效果似乎并不明显，现在该轮到军人上场了。作为袁世凯手中的一张王牌，段祺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应该说，这份电报就是他配合“逼宫”的一个招数。而且，从字里行间看，这份电报的措辞也很有讲究，一方面报告部队倾向共和，出现不稳；另一方面，他有言在先，尽管自己恪守职任，但后果难以预料。当时，前线部队受到共和思想影响，投奔革命的情况确实存在，可段祺瑞这封电报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以说是一种试探，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试想，连他这样手握重兵的统帅都控制不住部队了，这个情况还不够严重吗？
然而，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边。
两天后，段祺瑞再次来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电报的口气已大不同前，不仅强烈要求共和，而且公开点名，矛头直指溥伟和载泽等少数亲贵，谴责由于他们反对阻挠，致使事情陷入僵局。电中称，前敌诸将纷纷要求“人民进步，非共和不可”；“昨闻恭王、泽公阻挠共和，多愤愤不平，要求代奏”，并威胁“压制则立即暴动，敷衍亦必全溃”。
这封通电的意图已经毫不遮掩，公然宣称要联名通电，“立即暴动”，其恫吓之心，溢于言表。接到段祺瑞的电报后，袁世凯倒是反应迅速，立即唱起了“红脸”。他和徐世昌、冯国璋和王士珍四人联名复电段祺瑞。电报称：“忠君爱国，天下大义。服从用命，军人大道。”并称：“我辈同泽（载泽——引者注）有年，敢不忠告。务望剀切劝解，切勿轻举妄动。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我军名誉，卓著环球，此等举动，玷辱有余。倘渔人乘此牟利，大局益不可保。务望转饬诸将领三思。”
然而，一向对袁世凯言听计从的段祺瑞这一次却不听招呼了。在袁世凯明确要他“联奏一层，尤不可发”当天，他紧接着又来了一份电报，使局势陡然大变。
段祺瑞的这一次来电是前一天来电的升级版。一是形式变了，发的是通电；二是措辞更加激烈。通电中，段祺瑞以湖广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军统的身份，领衔北方诸军统兵大员四十二人、兵士四十万人，要求清廷宣布共和，这不啻扔下一颗重磅炸弹。电文洋洋千余言，摘要如下：
为痛陈利害，恳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谨请代奏事：窃惟停战以来，议和两月，传闻宫廷俯鉴舆情，已定议立改共和政体……乃闻为辅国公载泽、恭亲王溥伟等一二亲贵所尼，事遂中沮。政体仍待国会公决。祺瑞等自应力修战备……死生敢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室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祺瑞等治军无状，一死何惜……而君国永沦，追悔莫及……故敢比较利害，冒死陈言。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俾中外人民，咸与维新……中国前途，实惟幸甚。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谨请代奏。
据时任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回忆，内阁密奏后，又适袁总理被炸，京中气氛恐慌。太后召集御前会议，伦贝子（溥沦）主张自行颁布共和，庆邸（奕劻）附和之，皇太后抱皇帝大哭，醇邸（载沣）无言，恭邸（溥伟）、泽公（载泽）反对甚力，无结果。又几次续开会议，仍无结果。十二月初八日（公历1月26日），段军统电到，内阁召集有关人员会议，袁总理拿出电报，“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此后，众人都同意在赞成共和的名单上签名。
其实，段祺瑞发出这份电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据多种回忆资料记载，段祺瑞的通电系“中央授意”，事前早就拟好，由徐树铮执笔。作为前敌最高统兵大员，通电一旦发出，其分量可想而知。因此，“稿就多日，段搁置不发”。究竟何时发，段也没有拿定主意。因为就在通电发出的前一天，袁世凯还来电，要他“切勿轻举妄动”，还说“联奏一层，尤不可发。亦不能代递”。所谓代递，就是说内阁不能帮他转呈太后和皇上。袁世凯为何不让发这份电报？也许是做做样子，给外界看的；也许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意外。据段的幕僚曾毓隽回忆说，当时，段的司令部驻在孝感，传说第四镇第七旅发生兵变，有攻击司令部之说。广水驻军得信，急车来援，又与孝感兵车相撞，仓促间不能震慑，司令部的专车于是向北开，慌乱中将此电报发出，没想到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份通电一到，亲贵们一下子全都闭上了嘴巴。就连态度顽固的溥伟和载泽也害怕起来，只有良弼还不肯服输。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便传来了他遇刺的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