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点名，但指向性十分明确。
“你怎么看？”周书记盯着她。
舒染放下材料，神色平静：“周书记，我认为这份材料的批评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误解。我的手册通篇强调的，正是在特殊条件下，如何更有效地贯彻教育方针，如何让教育贴近群众。我们并没有否定普遍规律，而是在探索的特殊环境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如果连最基本的文化知识都无法有效传递，所谓的思想引领就可能无法推动。”
在领导看来，她的回答有理有据。
韩局长在一旁点了点头，接口道：“书记，我看小舒说得对。部分人不太了解我们边疆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被这种声音干扰。”
周书记脸色稍缓，但还是叮嘱道：“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既然出现了这种议论，说明手册出版后，肯定会面临各种不同的声音。舒染同志，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他着重强调道：“如果这本书真的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到时候的议论，可能就不止于此了。”
从办公室出来，舒染的心情有些沉重。她知道上级的担忧并非多余。这根植于不同地域、不同视角、不同理念的碰撞，绝非轻易能够调和。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推进着。舒染与那边的编辑通过信件和偶尔的长途电话沟通，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打磨。编辑对书稿评价很高，认为其填补了国内在边疆及贫困地区基层教育实践指导方面的空白，但也委婉地提醒，书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提法，可能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引发讨论。
“讨论”，这个词用得含蓄，但舒染明白其中的含义。
这期间，她收到了吴教授的另一封信。吴教授在信中透露，出版社计划在书籍出版后，组织一次小范围的研讨会，邀请部分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以期扩大影响。同时，他也提醒舒染，随着书籍出版日期的临近，一些潜在的争议可能会提前出现，让她稳住心神，坚信自己工作的价值。
果然，不久后，在一份国内颇有影响力的教育类报纸上，出现了一篇署名文章，讨论“基层教育经验总结的规范化与科学性问题”。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舒染的手册，但多处引用了类似她的观点进行商榷，认为基层探索固然可贵，但警惕陷入实用主义的窠臼。
孙梅来信提到了此事，刘惠、张雅琴等都为她担心。李卫国等人在她面前说话更加“语重心长”，仿佛早已预见此事。
单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领导认为，应该更稳妥一些，建议舒染对手册中一些敏感或可能引起争议的表述进行修改，甚至可以考虑暂缓出版，以待时机更成熟再议。
一天晚上，韩局长特意让舒染留下来。
“外面的声音，你都听到了吧？”韩局长点燃一支烟，问道。
“听到了。”舒染点头。
“怕吗？”
舒染沉默片刻，抬起头，“局长，说实话，有点压力。但我不怕。手册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和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用走出来干出来的。它可能不符合某些人的理论，但它真实有用。如果因为怕争议就不敢发声，那我们就永远无法让更多人了解边疆教育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推动那些真正适合基层的办法被看见被应用。”
韩局长深深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说：“你说得对，我们兵团人什么时候怕过争议？当年垦荒戍边，面对的条件比现在艰苦百倍，流言蜚语也不少，我们不也一步步走过来了。你这本书，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成绩，更是我们兵团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它代表了一种声音，一种来自基层声音，这个声音，必须发出去。”
他掐灭烟头，“出版计划不变，一切按原计划进行，你只管把最后的工作做好。”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和前期不断的舆论发酵，手册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出版发行了。
淡黄色的封面，朴素的装帧，扉页上印着“兵团教育组编舒染主编著”的字样。当舒染第一次将新书捧在手里时，眼眶忍不住有些湿润。这一册书凝聚了她太多心血，也承载了太多人的期望。
书籍发行后，最初的反响是热烈而积极的。尤其是广大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基层教育工作者，对这本书颇有好评。书中所描述的困难，他们感同身受；书中所提供的土办法，他们觉得能解需求。来自这些地区的赞扬信、感谢信一封封发向出版社和教育局，许多基层教师来信诉说这本书给他们工作带来的实际帮助和巨大鼓舞。
“看了舒老师的书，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些被看不起的土办法，也是有价值的！”
“这本书给我们这些在艰苦地区摸索的人指明了方向！”
“感谢舒老师没有忘记我们这些最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紧接着，争议和批评的声音也如约而至。
一些教育理论界的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对手册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文章颇具杀伤力。很快，一些教育类的报纸、杂志上也出现了跟进讨论的文章，形成了支持与反对两派观点激烈交锋的局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生存教育”与“文化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基层探索与普遍规律、大形势的教育方针如何协调等问题上。
舒染的名字，连同她的理念，一次次出现在这些争论文章中，被反复剖析、讨论。
她一下子被推到了全国教育舆论的风口浪尖。
舒染所在的单位内部的氛围也变得微妙起来。支持者认为舒染为兵团争了光，敢于发声；而一些原本就持保留态度的人，则在私下议论，认为舒染风头出得太大，给局里惹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面对这毁誉参半的局面，舒染照常上班，下班，修改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仿佛外界的纷扰与她无关。
只有和舒染亲近些的人知道，她书桌上除了工作文件，也多了许多来自各地的报刊，上面用红笔圈点出那些关于她的讨论文章。
她在看，在思考。
舒染没有急于站出来反驳那些批评。因为她知道，有些争论靠的不是一时的口舌之快，而是时间的检验和实践的证明。
这天，她收到了一封特别的信。信封上的落款是“畜牧连的王桂兰和李秀梅”，而信封里，除了舒染熟悉的笔迹，还夹着几片用炭笔写满了字的杨树皮。
信里说，她们跑遍了周围几个教学点的老师，询问他们对那本手册的评价，听说老师们把手册里适合的方法都挑出来，一条条试，效果很好。
这片树皮是从那些教育点里挑出来的，教学点的老师们非要让她寄过来的。
看着树皮上面稚嫩的字迹，上面表达着对她的思念和赞美，舒染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第148章
手册引发的论战在教育界持续发酵, 舒染这个名字在赞誉与质疑的漩涡中，被反复提及。单位内部的氛围就象是v城的天气，乍暖还寒。
李卫国脸上的笑容越发显得皮笑肉不笑, 偶尔飘过来的眼神里，混杂点幸灾乐祸, 仿佛在说“看吧，出风头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舒染对此视若无睹。她依旧埋首于日常工作，梳理各团场报上来的扫盲进展数据, 同时收集着来自基层的反馈。
就在这纷扰之中，一封机要文件被直接送到了韩局长办公室。
文件的内容很快在极小范围内传开：国家教委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全国性的教育工作座谈会，旨在总结交流各地经验，研究确定下一步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会议特别指出, 需要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个人进行典型发言。其中, 边疆特色和兵团经验被明确列为重点考察方向。文件后面附有一份初步的候选人遴选条件, 强调：实践经验丰富、具有扎实基层工作基础、能真实反映边疆教育面貌、并有一定理论思考和政策把握能力的同志。
日子进入腊月, v城的冬天又干又冷。舒染裹紧了棉袄, 从教育局走回宿舍。
办公室里, 关于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的风声越来越紧。每个人都在揣测那个“边疆特色”发言人会花落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