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办公室里多了一个人，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
“舒染同志，这位是周书记，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的。”韩局长介绍道。
舒染心里微微一凛，面上恭敬地打招呼：“周书记好。”
周书记打量了舒染几眼，语气还算温和：“舒染同志，你的文章和报告，我都看了。不错，很有想法，也敢于直面问题。这次派你去参加交流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谢谢组织信任。”舒染态度谦逊。
“信任是一方面，责任是另一方面。”周书记语气严肃起来，“这次交流会，不同于我们内部的会议。届时，各地区的代表，部里的领导，甚至可能还有新闻单位的同志都会在场。你的发言，不仅仅代表你个人，也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兵团基层教育工作的形象。”
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所以，发言一定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成绩要充分展示，困难要客观反映，但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我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的教育方针，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决心和成效。要传递出积极的、向上的正能量。明白吗？”
“我明白，周书记。我的交流稿已经严格按照韩局长的指示修改完善，并且请韩局长审核过了。”舒染回答得不卑不亢，同时点明了稿子已获直属领导首肯。
韩局长在一旁接话：“是的，周书记，稿子我看过了，把握得很有分寸。”
周书记这才点了点头：“那就好。舒染同志，你还年轻，前途无量。这次是个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机会，要珍惜，也要谨慎。遇到不确定的情况，多向一起参会的老同志请教。”
“是，我一定牢记周书记的教导。”
从局长办公室出来，舒染后背沁出了一层汗。
回到办公室，她最后一次检查了行李。发言稿的最终版本被她用牛皮纸仔细包好，放在随身背包的最里层。除此之外，她还带上了那本《工作手册》，以及几封有代表性的基层来信。
李卫国破天荒地主动提出帮她拎行李送到门口的车站，被舒染婉拒了。
“舒老师，路上小心，祝你一切顺利！”王娟帮着把行李搬上来接她的吉普车，小声祝福着。
“王娟通知，谢谢你，组里的事就麻烦你了。”
吉普车发动，驶出大院。舒染透过车窗看到刘惠和张雅琴站在宿舍门口，朝她挥手。她也抬手挥了挥。
车子穿过v城的街道驶向城外。驶出城外后路况就变得不好了，颠簸得厉害。
舒染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要前往的地点，她只在文件上见过这个名字，知道那是一个比v城大得多，也重要得多的城市。那里汇聚着来自各地的人物，有着更复杂的局面。
几天后，风尘仆仆的吉普车终于抵达了。这里有着柏油马路，整齐的楼房，街上行人的穿着也体面不少。
交流会报到处设在市中心的一个公派招待所。一栋三层的建筑，院子里停着不少车辆，挂着各地牌照。人来人往，各种口音混杂在一起。
舒染提着行李，走进招待所大门。大厅里灯火通明，负责报到的工作人员态度程式化，核对了她的介绍信和名单，递给她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和一把钥匙。
“三楼，307房间。这是会议材料和餐券。会议明天上午九点，在二楼大会议室。”工作人员语速很快，头也没抬。
“谢谢。”舒染接过东西，拎起行李走向楼梯。
楼梯是木制的，踩上去会发出声响。她找到307房间，用钥匙打开门。
房间不大，摆着两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条件比v城的宿舍好些，窗户关着，空气有些闷。
同房间的人还没到。舒染放下行李，走过去推开窗户。风吹进来，她深深吸了口气，看着楼下院子里熙攘的人群。
她简单收拾了一下，拿出会议材料翻看。厚厚的议程册，密密麻麻的名单和发言题目。她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发言时段——安排在第三天下午，一个不算起眼的位置。
她正看着，房门被推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提着行李走了进来。
“你好，是舒染同志吧？”对方笑着打招呼，态度爽朗，“我叫孙梅，来自xxxx教育局。名单上看到咱们住一个屋。”
舒染站起身，露出笑容：“孙梅姐您好，我是舒染，v城教育局的。快请进。”
孙梅很健谈，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和舒染聊天：“我看了参会名单，你可是咱们这次交流会里最年轻的代表之一了！了不得！听说你在《边疆教育报》上发表过文章？”
消息传得真快。舒染心里想着，面上谦虚道：“孙梅姐过奖了，就是一篇工作总结性质的稿子，侥幸被采用了。”
“那可不是侥幸，”孙梅摆摆手，“我拜读了，写得实在！不像有些文章，空话套话一大堆。咱们基层工作，就需要你这种敢说真话，能干实事的同志！”
舒染从孙梅的态度里感受到了一丝真诚，稍稍放松了些，笑着回应：“孙梅姐您才是老教育工作者，经验丰富，我还要多向您学习。”
两人互相客气了几句，气氛融洽。舒染从孙梅那里了解到，这次交流会确实规模不小，来了不少有名堂的人物，包括几位经常在相关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笔杆子，还有部里的一位领导亲自带队。
“明天开幕式，估计就能见到真佛了。”孙梅压低声音，“我听说，这次会议，除了交流经验，可能还要讨论下一步的工作方向，甚至……涉及一些人事变动的风声。”
舒染心中一动，面上却不露声色：“是吗？那更要认真听听了。”
晚上，她和孙梅一起去招待所食堂吃了饭。食堂里人声鼎沸，各地代表聚在一起。舒染安静地吃着，耳朵却留意着周围的谈话。她听到了关于各种教育试点、关于经费、关于政策的只言片语，信息庞杂而零碎。
回到房间，孙梅还在兴致勃勃地翻看会议材料，不时点评几句。舒染则以准备交流发言为由，坐在写字台前，再次摊开了自己的稿子做着最后的检查。
交流会的开幕式果然阵容强大。能容纳数百人的大会议室座无虚席。主席台上就坐的除了东道主地区的领导，还有来自部里的李司长，以及几位在教育界颇有声望的专家。
李司长做了主旨报告，台下掌声不断。
舒染坐在靠后排的位置，认真听着，笔记本上记下要点。她能感觉到，李司长的报告定下了这次会议的基调——既要肯定成绩，更要开拓创新。
接下来的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来自相对发达地区的代表，发言中更多强调规范；而来自边疆或者基层的代表，则更侧重于讲述艰苦条件下的坚守，以及办法的有效性。
舒染仔细听着每一个发言，观察着台上台下人们的反应。她心里渐渐有了数。
轮到舒染交流发言那天下午，会场里的人似乎比前两天少了一些，或许是因为会议接近尾声，也或许是因为她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太陌生。
她稳步走上讲台。台下黑压压的人头，目光汇聚在她身上。她看到了前排正中央的李司长，看到了作为地区领导也赶来参加了会议的周书记，也看到了旁边席位上一些代表。
她调整了一下话筒，“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叫舒染，来自v城教育局。今天，我想向大家汇报的，不是高深的理论，也不是完美的成绩，而是我们在边疆基层，特别是农牧团场和牧区，开展扫盲和基础教育工作时，遇到的一些真实情况，和我们摸索出来的一些土办法。”
这个开场白让大部分人有些意外，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那些原本有些漫不经心的目光，重新聚焦到了她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