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虽竭力保密，但以后规模渐大，难保完全不露风声。”
他语气凝重起来：“日本海军在远东实力雄厚，对其视为内海的日本周边水域，尤其是朝鲜海峡、对马海峡乃至日本海西侧的动向，监控极为严密。
一旦我方试图以新生海军力量直接前出太平洋，或过早暴露建设大型海军基地的意图，必定会立即引起日方高度警觉和强力反应。
以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完全有能力在我海军力量远未成型的萌芽阶段，便将其彻底扼杀，甚至可能以此为由，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破坏我整体发展环境。”
“因此，”
灰隼总结道，“在自身远洋海军力量获得可靠成长并得到足够保护之前，我们必须避免在太平洋沿岸与日本发生直接的海上对抗或势力争夺。
利用高尔察克残余政权作为代理人和屏障，正是规避这一风险的最佳途径。
我们可以通过陆路和支持代理人的方式，间接获取海参崴的港口权益和使用通道，同时让他们顶在前面，承受来自日本和海上的第一波压力，为我们自己的海军建设争取宝贵的发展时间。”
林砚微微颔首。
在海军这个决胜未来的关键领域，山西体系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必须避开强敌才有机会成长起来。
“所以，对高尔察克核心层的转化，”林砚明确了这层关联，“此事优先级必须提到最高。
要在日本人彻底反应过来、并试图直接吞下海参崴这块肥肉之前，完成对这股残余势力的收编导向工作。”
“是，先生。”灰隼由衷道。
“只是，接近并转化高尔察克核心圈，难度极大。
他们对日本的警惕或许加深，对我们同样疑虑重重。”
“不难，我们马上就有一个机会。”
林砚坐回椅子，语气笃定，“关键就在于接下来的冬天。
我们已经控制了满洲里，就控制了中东铁路西段的运输。
所有通往俄国的运输数量，是由我们说了算。
接下来，我们可以以各种理由，减少国际干涉军的物资运输次数和数量。
这对于依赖这条铁路进行补给的高尔察克部队及其背后的外国干涉军，尤其是日军，是致命的。”
林砚继续分析道：“西伯利亚的严寒本身就是巨大的敌人。
缺乏足够冬装、燃料、药品和粮食的军队，战斗力会急剧下降，非战斗减员将非常严重。
按最新的情报显示，高尔察克在东线的溃败已经加速，他的部队正被红军向东驱赶。
而向东撤退，无论是向赤塔还是试图靠近海岸，都严重依赖铁路运输。
现在铁路动脉被我们掐住，他们的后勤已经濒临崩溃。
这种情况下，摆在干涉军和高尔察克残余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
林砚继续道，“要么，在缺衣少食、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被红军歼灭或俘虏；
要么，试图从海路仓惶撤退，但那需要控制港口且有足够船只，对于大部陆军而言极为困难；
要么……”
林砚看向灰隼：“要么，他们就必须来找我们。
找控制着关键陆路通道的我们，商量借道、过境，或者获取生存物资的可能性。
尤其是日军，他们的部队相对完整，但同样面临补给断绝的困境。
为了撤出部分部队或维持前线存在，他们很可能被迫与我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接触或谈判。”
“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机会。”
林砚明确道，“当他们走投无路，主动求上门的时候，我们的筹码价值就会最大化。
我们可以通过这次谈判时与高尔察克政权核心层接触，找个时机转化他们成为我们的同志。
当然，我们可以公开承诺保障他们的人身、资产的安合。”
林砚的语调忽然转冷：
“对于日军，这个冬天同样难熬。
其部署在俄境的八、九万部队，并非可以随意丢弃的棋子。
要知道，1920年时，日本陆军的常备总兵力也不过二十余万。
干涉军这近九万兵力，是其陆军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华，一旦损失或长期被困，对其国力和军力都是沉重打击，国内的政治压力和财政负担将难以承受。
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批部队。”
他继续剖析：
“因此，当后勤断绝、红军逼近的双重压力达到临界点时，日军高层必须做出抉择：
是冒着全军覆没或遭受惨重损失的风险强行东撤或死守，还是寻求代价最小的解脱途径。
与我们谈判，几乎是他们唯一可能减少损失的选择。”
“他们若想谈过境或获取补给，”
林砚明确道，“代价必须足够高昂。
首要条件就是，日军必须默许，甚至在必要时提供有限度的表面配合，协助高尔察克政权完整接收海参崴，并确保关键港口设施在交接过程中不被破坏。
他们必须承认，战后的滨海地区，将由高尔察克政权维持秩序，日军不得试图直接军事占领或建立排他性的控制。
作为交换，我们可以承诺为其指定的部队单位提供安全的过境通道、必要的粮秣燃料”
林砚总结道：“这个冬天，西伯利亚的严寒和红军的进攻是我们的盟友。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准备好接收的框架、谈判的条款，以及必要的武力展示，让他们清楚，除了与我们合作，别无他路。
如此一来，将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