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乃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元老，清代十二家世袭铁帽子王之一，绰号鬼子六。他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咸丰帝驾崩后，他与两宫太后联手发动政变，取得成功，此后一直备受重用，先后出任过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中法战争后，虽一度被罢黜，但中日甲午战败后，他又被慈禧太后重新起用，坐镇中枢。
恭亲王在清末也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他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一向主张向西方学习，走“求强”“求富”之路。不过，他的主张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一样，只限于器物层面。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在他看来，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实在是走得太远了。这当然不能被允许。想当初，他修铁路、办实业、选派留美幼童等，这些改革措施也曾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围攻，如今时过境迁，他却站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扮演起阻挠维新的角色，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关于总署召见康有为，参加人员有哪些，说法不一。一种是“总理衙门一切的大臣都出席”，这是康有为接受报纸采访时所说。但他在《自编年谱》中又说，参加召见的有大学士李鸿章、协办大学士翁同龢、新任总署大臣荣禄，以及兵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而对恭亲王和庆亲王并未提及。不过，据翁同龢日记，上有“未初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之语。按此说法，恭王、庆王均出席了。此外，还有一种说法，即此次召见由庆亲王奕劻领衔，也就是说恭亲王没有出席。总之，不论哪种说法，召见规格都是相当高的。用康有为的话说：“他们以各种款待客人应有的礼仪来款待我。”
召见从未时开始，至酉时结束，共历三个小时，地点是在总理衙门西花厅。所谈话题很广，主要围绕时局和变法，内容包括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借洋债等等。不过，谈话并不投机，双方格格不入。荣禄谈到祖宗之法不能变时，康有为反驳说，总理衙门过去也没有，也不是祖宗之法，现在不是有了吗？因此变不变要因时制宜。康有为还谈到要建立一个司法制度，聘请外国人和我们一起共同改订法律，并重组政府部门，这是一切改良和维新政策的基础。对于这样的观点，在场的大员们也都“意甚隔膜”。正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香港报纸所说：“虽然他们并没有明白的表示，但我可以看得出（他们）大多数是反对维新的。”
据香港《孖刺报》援引康有为的话说，即召见的次日早上，恭亲王和翁同龢向皇帝汇报了召见的经过。尽管恭亲王承认康有为颇有才具，而且很能干，但他明确表示了对康的反对。不过，翁同龢对康却持支持态度。
听完汇报之后，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将康有为的谈话以奏折的形式报告给他。听说在总署谈话时康有为推荐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等书，他也命总理衙门立即进呈。此外，他还谕令总理衙门大臣，今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也就是说，康有为今后如有奏章可以越过工部和都察院，直接由总署代呈皇上。这个规格也是过去没有过的。于是，在这之后，康有为大为振奋，又先后写了《上清帝第五书》《上清帝第六书》，并呈送到了光绪帝的面前。
3月27日，即德占胶州数月之后，俄国公然派舰队开进旅顺港，强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湾。面对列强的瓜分危机，举朝震悚，光绪更是心焦如焚，寝食难安，改革之心，愈加迫切。这期间，康有为先后将译出的《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呈递光绪。光绪看了大感兴趣。5月间，他连续要求翁同龢进呈康有为之书。但此时，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月26日，光绪让翁同龢再进康有为之书，翁的回答已与先前大不相同。
翁答：“与康不往来。”
帝问：“何也？”
翁答：“此人居心叵测。”
帝说：“此前何以不说？”
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孔子改制考》刊于戊戌正月。书中提出大同思想和民权平等之说，有御史弹劾此书“爚乱圣言，参杂邪说”，“大有教皇中国之意”。翁看了此书开始对康产生质疑，故有“此人居心叵测”之言。
据翁同龢日记载，第二天，光绪又问康书（光绪连续两天催问康书，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翁答如昨，仍然坚持己见，不愿替康有为进书。皇帝发怒诘责。翁说，可谕总署进呈（意思是说皇帝要进康书，可传旨总理衙门办，他本人拒绝进呈）。光绪不同意，非命他转张荫桓传知。翁说，张（荫桓）日日进见，皇帝何不直接面谕（意思是说，皇上直接和张说即可，何必要我“传知”）？但光绪却坚持非让他传知不可。
从以上日记看，翁同龢对康的看法此时已完全改变。而且，对于当初推荐康有为也颇感后悔。翁同龢的转变看似奇怪，实则不然。他本来是看好康有为的，但他很快发现康与自己并非一路人，不仅在变法理念上相去甚远，而且康的招摇过市，其风头大有盖过自己之势，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其实，翁同龢早在正月初三总署召见康时，就已对他印象不佳。他在当天日记中评价康时用了“狂甚”二字。不过，尽管如此，在向皇帝汇报时，他仍然不顾总署大员们的反对，在光绪面前力挺康有为，并充当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联络的纽带。
这期间，康有为表现得极为活跃，一方面忙着给皇帝译书，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召开各种学会。旅大事件发生后，他还再次鼓动公车上书，并乘机联合各省京官及在京应试举人召开保国会。
保国会成立于戊戌三月间，这事闹了很大的风波。有人指责康有为成立保国会，含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企图。对于这种流言，保国会居然不置可否。于是，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指保国会）为大逆不道”。 军机大臣刚毅要求严查入会之人。当时保国会名单一公布，许多列名者纷纷退缩，要求除名。用康有为的话说：“谤言塞途，宾客至交皆避不敢来，门可罗雀，与三月间成两世界矣。”可见事态严重。好在这事最后光绪表态了，他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为何要查？于是弹章留中，事遂止。
虽然由于光绪的庇护，保国会的事平息下去，但翁同龢却从中感到了危机。你想啊，外界都认为他是康有为的后台，康这么闹下去，最后势必牵连到他。当时，帝后两党矛盾尖锐（后党戏称“老母班”，帝党戏称“小孩班”），翁同龢本希望调和两派之间的关系，而康有为的做法适得其反，使矛盾不断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不撇清自己，拉开与康有为的距离。
然而，在光绪看来，翁同龢这是在阻挠新政。因此，在康与翁之间，他必须做出选择。后来翁同龢被罢职显然也与此有关。
应该说，胶事和旅大事发生后，光绪对康有为已经越来越看重。在看了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上清帝第七书》，以及康有为进呈的《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书后，他的变法决心也日益坚定。5月间，恭亲王奕病重期间，他居然让庆亲王奕劻带话给太后，公然要权，大意是：太后如不给权，我宁可退位，不做亡国之君。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太后听了十分恼怒，她说，他不想干，我还早就不想让他干了。
不过，怒归怒，发了一通脾气后，太后还是作了让步。有史料称，当光绪决意变法时，宫中诸人极为惊骇，乃知帝性虽柔懦，亦带有其母叶赫那拉氏之血系也。至于太后为何让步，也是因为国家危亡，势如累卵，不变也确实不行了。即便从维护自身的统治来说，也该如此。从现有的资料分析看，西太后也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反对变法。因为变法搞成了，不再受洋人欺侮了，这不也是好事吗？于是，她和奕劻商量说，先由他办吧，办不出模样来再说。于是，奕劻便带话给光绪说：“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
有了这话，光绪顿时来了劲。此后不久，恭亲王奕病逝，变法又少了一大阻力，于是，光绪决定放手大干一场。四月二十三日，即公历6月11日，皇帝大誓群臣，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从6月11日变法开始，至9月21日变法失败，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在这一百多天里，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想一一讲清楚，实属不易。不过，有几件重要的事不能不提。
头一件便是光绪召见康有为。早在去年底，光绪就有意召见康有为，但被恭亲王所阻拦。6月13日，即光绪颁定国是诏两天后，侍读学士徐致靖便上奏推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徐致靖，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此人支持变法，与康是密友。他曾代康有为呈递《请明定国是疏》，从而促成了《明定国是诏》的颁定。在奏章中，他提出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为此向皇帝举荐维新人士，“请特旨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在他保荐的维新人士中有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而且对他们均评价甚高，对康的评价是“忠肝热血，硕学通才”，对谭的评价是“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对梁的评价是“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不过，据御史梁鼎芬揭露说，徐氏之奏折系康、梁代笔。此事有待考证，按下不表。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徐致靖上折举荐维新人士同日，保守派御史黄均隆也上了一道折子。该折却与徐折针锋相对，是弹劾维新人士的。被黄点名弹劾的有陈宝箴、梁启超和黄遵宪，罪状是他们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学行西学，徒务虚名”，力倡民主议院之说，散布“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
这两份折子不早不晚恰巧同时呈到了光绪面前，而且内容针锋相对，这或许是巧合。但光绪阅后态度鲜明，立即做了批示。对徐折的批示是：主事康有为、张元济于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送部引见”，梁启超“总理衙门察看具奏”。而对于黄折只批了一个“存”字，也就是留中不发。
但是，这个结果很快就被慈禧太后知道了。因为军机大臣随后便将两份折子具奏呈送太后。太后归政后，表面上在颐和园中颐养，但宫中诸事仍由军机大臣送呈太后。皇帝每月则五六次到园请安。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称，早在颁布国是诏前，太后就召见过奕劻、荣禄和刚毅，要他们盯紧皇上，不能由他“任性乱为”。因此，皇上的动向，军机大臣们都随时向太后汇报。
6月15日，在徐折呈送两天后，太后马上降下一道谕旨，今后凡提拔任用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之官员，均需具折至太后处谢恩。自中日战争后，除万寿日及有特别重要之国事外，太后从未召见臣工。此谕一出，让人大感意外。明眼人自然心里有数，太后这是要把重要的人事任免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这对光绪自然是一个极大的限制。你不是想任用维新人士吗？但没有我太后的批准那是休想。与此同时，太后还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暂署直隶总督，这也被视为一种防范措施。
不过，尽管如此，在太后谕旨下达的第二天，光绪还是如期召见了康有为。这是光绪皇帝与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见面。那天与康有为一起被召见的，还有另外一位维新人士张元济。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时任总理衙门章京。据他回忆，他与康在朝房等候召见时，荣禄也在。他是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前来面帝请训的。当时，康有为与荣禄在朝房里有过一段交谈。至于交谈内容，张元济并未提及。不过据梁启超所说，荣禄向康问及变法之方，康说：“变法不难，三日足矣。”荣问其故，康说：“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可矣。”
此话听上去甚为极端，康有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值得商榷。有分析认为，康说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打击面实在太大，对此表示怀疑。而另有记载称，康有为当时的回答是：“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如果康有为确实说过类似的话，后者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
至于荣禄是何反应，这从光绪召见的奏对中可以看出。那天，第一个被召见的就是荣禄。他向皇上面劾康有为，说他“辩言乱政”云云，可见对康的言论十分不满。
此后，光绪召见了康有为。他是那天第三个被召见的。关于这次召见的情况，各种记载不一，综合起来看君臣对话主要是围绕变法进行。话题很广泛，涉及法国、日本、俄国变法，以及开制度局、废八股等方面。康有为认为，变法当全变，仅变局部不行，而要改变首先得从变制度法律始。因此他请求皇上“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他还比喻说，皇上要盖宫殿，必定要先有图纸，然后再购置材料按图建造。可我们过去的改革虽然买了砖瓦，但却没有计划或图纸。他还比喻说，现在的政府如同一座漏顶的房子，而且房梁已被白蚁腐蚀完了，再待在里边非常危险。因此，你不仅应当把屋顶拆掉，而且还必须把整个屋子，乃至根基全部去掉。他们还谈到用人问题。光绪对那些保守大臣非常不满，说他们“简直把我害了”，但是要革除他们很难，因为这个权力握在太后手中。康有为向他建议说，如果陛下没有权力罢黜这些高官，至少应该招致一班精明强干的官员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用康有为的话说：“皇上欲变法，惟有擢用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皇上亲拔之，不吝爵赏，破格擢用。”
这次召见时间不短，有说愈十刻，也有说长达两小时之久。总之，在光绪召见中是很少有的。
在召见康的当天，光绪便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据说，光绪原打算重用康有为，但因太后前一天已有谕旨，高级官员任命须经太后同意，光绪不得已做出以上安排。对于这样的安排，康有为当然很不满意。用梁启超的话说：“总署行走，可笑之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
第二件是六部堂官事件。在说这件事之前，有些背景需要交代一下。维新变法启动后，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所谓“变法维新之谕连翩而下”。比如选拔人才、发展近代教育、振兴农工商、富国强兵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机构改革。早在年初，康有为就提出设立制度局的想法，认为现在的各部门均为旧官把持，改革难以实行。在光绪召见之后，康有为又进一步提出在制度局之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等十二局，并在道、县设立民政局，督办新政事宜。这个想法立即遭到保守派的反对，认为六部体制乃祖宗之制，无须另立机构。他们还散布流言，声称所谓制度局是夺我军机之权，废除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由于保守派的坚决抵制和阳奉阴违，此计划随之搁浅。
不久，围绕废科举，办京师大学堂，改革派与保守派又是针锋相对。随着京师大学堂的建立，以及变通科举，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等，变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保守派的阻挠，新政仍然步履维艰。8月间，太仆寺卿岑春煊上奏，请废卿寺、汰冗员。光绪此时正愁机构改革无从下手，便于8月30日颁布谕旨，将詹事府、通政府、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和大理寺等衙门“均着即行撤裁”；与此同时，还把鄂、粤、滇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粮道、盐道“着一并裁撤”。
在谕旨中，光绪口气严厉，要求“内外臣工，即行遵照切实办理，不准藉口体制攸关，多方阻格”，更不准“敷衍了事”。对各省设立的办公局所，也“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
这道谕旨来得十分突然，表面看是由岑春煊的奏折而起，实际上是受维新派政见影响。在光绪看来，这些守旧官僚实际上早已成了变法的障碍。他向这些闲散衙门和冗员开刀，只是第一步，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机构改革。然而，这一举动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于是纷争更加激烈。
9月1日，又发生了一件事。即礼部主事王照上书推行新政，礼部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骙不仅拒绝代奏，还将折子掷还王照。王照系直隶宁河县人，甲午恩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出身，其性勇直。在上书被拒后，他随即具折参劾礼部堂官。此事一闹，“堂司交哄，事闻于朝”。因光绪早有谕旨，广开言路，任何人不得“稍有阻格”，可怀塔布、许应骙公然违抗，且二人均为有名的顽固派，阻挠变法，不遗余力。光绪早打算罢黜一二守旧大臣，“以厉威而风众”，于是当日便下谕将怀塔布等人交部议处。三天后，掌管吏部的大学士徐桐拿出处理意见，将怀塔布、许应骙及礼部左、右侍郎共六人降三级调用，打算轻处了事。光绪不允，批示将礼部六堂官一律革职，并对礼部进行改组。
这一处罚十分严厉，其中就连到任不足一个月的礼部署右侍郎曾广汉也连同被罢免。正如《庸言报》所言：“上震怒，六堂（官）同日革职。大臣颇自危。”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六部堂官事件。
六部堂官事件后，怀塔布向慈禧告状。他是慈禧的表亲，慈禧认为处理过重，当即表示反对，但明谕已发，而礼部新官业已宣布。9月5日，就在礼部六堂官事件尚未消停之际，光绪又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均赏加四品卿衔，参与新政事宜。
从8月30日至9月5日，仅仅七天时间，光绪一连串强势的举措，无疑都在表明他推动新政的决心。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时离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越来越近，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了。
最后要说的一件便是光绪密诏了。这件事版本极多，也最为人们津津乐道。据说，光绪硃笔密诏共有两份，其中一份由杨锐带出，时间在9月13日（七月二十八日）；一份由林旭带出，时间在9月17日（八月初二日）。
自8月底以来，光绪加大变法力度后，新旧矛盾日趋激烈。9月8日前后，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这份上书洋洋洒洒八千余字，认为“祖宗者，祖宗之天下也”，康有为、梁启超“舞文诬圣，聚众行邪”，不杀不足以靖天下、安国家。在附片中，他还列举康、梁种种罪状，抨击他们鼓吹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布置徒党，以遂其私图。与此同时，顽固派大臣也在加紧活动，请求太后重新训政。这让维新派十分不安。
曾廉上书后，谭嗣同以“毁谤新政当斩”为由，请求光绪降旨杀曾廉，但光绪不许，说朕广开言路，岂能以言罪人？随着太后亲政的风声愈来愈紧，维新派出于自保，也开始变得不理智起来。这个不理智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开始游说军队，试图武装夺权。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想法。据王照回忆，维新派最先想游说的是聂士成。因为聂士成与王照是换帖兄弟，维新派想请王照前往游说，但被王照拒绝。王照认为，太后本无废帝之心，这样做无疑是冒险。民国时，王照还撰文称，太后原“喜变法”，后来干政，实为顽固诸老所激。他一直想调和太后与皇上之间的关系，但张荫桓、康有为均反对。康有为还说太后撤帘已久，不容再出，且清朝不许朝臣言及宫闱，犯者死罪。另据《戊戌变法始末》称，康深恶太后，亦甚畏之，在帝前尽力诋毁太后，言太后并非真心支持新政，不过做做样子而已。还说，太后若在，实为新政之第一阻碍。王照想调和亦无法置喙。
由于王照不同意游说聂士成，维新派便把游说的对象转向袁世凯。这显然又是一个错误。不过，当时维新派人士多看好袁世凯。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在当时的将帅中，袁世凯曾驻朝鲜，知道内外大势，曾参加强学会，且拥有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这个评判结果导致维新派把宝押在了袁世凯的身上。
不久，康有为找徐致靖之侄徐仁录，让他前往游说袁世凯。徐早年曾在袁幕。他从袁世凯那儿回来后，告诉康有为，袁为我所动，这让康大为欣喜，认为事情可图。于是，9月11日，徐致靖和谭嗣同先后上书保荐袁世凯，请光绪予以召见重用。这是维新派拉拢袁世凯计划的一个手段。光绪同意后，当日便致电荣禄，让他通知袁世凯来京陛见。这一举动，显然又是一个错误。因为召见统兵大员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光绪早不召见，晚不召见，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召见，自然引起了太后的猜忌。王照曾有诗曰：“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9月13日，太后密谕荣禄，调动聂士成、董福祥军队进行紧急布置，以防万一。这一安排很可能与光绪召见袁世凯有关。
9月14日，光绪至颐和园，向太后问安。他本来要向慈禧汇报开懋勤殿之事，但发现太后神色不对，便打住没说。这时，光绪已有预感，知太后已不满于他。为了调和并缓解与太后之间的矛盾，9月15日，他还宫后便召见杨锐，让他带出一份密诏（俗称衣带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