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秦绶难得地走出了城中村。
周哥说最近看他表现好，给他放一天假，让他白天好好休息，别到处跑。
但他还是出来了，因为他需要买菜——不是买给自己的，是买给隔壁租户那个阿姨的。
阿姨上周摔了一跤，脚踝肿了，下楼不方便，秦绶答应帮她带点菜回来。
他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卫衣，帽子没有戴，松松地搭在背后。
牛仔裤是那条洗得发白的，鞋子是一双旧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运动鞋，鞋带系了两次，还是有点松。
他从巷口走出来的时候，阳光正好落在他的脸上，他下意识地眯了一下眼睛，抬手挡了挡。
他已经很久没有在白天好好看过这座城市了。
他的白天多半是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隔断间里度过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分不清外面是阴天还是晴天。
偶尔出门，也是为了去超市买方便面或者去药店买药，来去匆匆，低着头走路，不跟任何人产生不必要的视线交汇。
但今天不一样。
今天阳光很好，暖洋洋地洒在身上，那种温度让他想起小时候某个模糊的下午——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只记得阳光也是这样暖的，他蹲在院子里看一只蚂蚁搬一粒米，看了很久，久到母亲喊他吃饭的声音从三楼传下来，他才站起来，腿都蹲麻了。
那只蚂蚁最后还是没能把那粒米搬回家。
秦绶沿着城中村外面那条窄马路走了一百多米，拐进一条更小的巷子，巷子里有一个菜市场。
说是菜市场，其实就是一排搭着雨棚的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水果的，挤挤挨挨地排过去，地上湿漉漉的，空气里混着青菜的泥土味和鱼腥味。
他走到常去的那家菜摊前，挑了几样阿姨说要的菜——一把青菜，两个西红柿，几根葱，又加了一块豆腐。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乎乎的，嗓门大，但人很好，每次看到秦绶都会多塞两根葱或者一小把香菜，“拿着拿着，不要钱”。
秦绶每次都说谢谢，把钱数好，放在她摊位的铁盒子里。
付完钱，他把塑料袋系好提在手上，转身往回走。
走出巷口的时候，他看到路边围了几个人。
不是什么大事，一个卖烤红薯的老头的推车翻了，红薯滚了一地，老头蹲在地上捡，手脚不太利索，捡一个掉两个。
围观的几个人看了一会儿就走了，没有人停下来帮忙。
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大家都很忙，都有自己的事情要操心，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红薯。
秦绶走过去，蹲下来，把塑料袋放到一边，开始捡红薯。
红薯有的滚到了路边，有的滚到了下水道井盖的缝隙旁边，还有几个滚得更远一些，到了马路牙子下面。
他一个一个地捡起来，用袖子擦掉上面的灰，放回推车上。
老头连声说谢谢，口音很重，秦绶听不太清，只听出了一个“好”字和一个“娃”字。
“没事。”秦绶说，声音不大，继续捡。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老板，这个烤红薯怎么卖？”
是个女孩的声音，年轻的，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懒洋洋的调子，像是在跟一个很熟的人说话，但其实她跟谁都是这样。
秦绶没有抬头，继续捡红薯。
他捡起最后一个，放到推车上，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转身——然后他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站在他身后不到两步远的地方，穿着一件oversize的黑色卫衣，下面是一条格子短裙，脚上一双马丁靴，头发染成了脏橘色，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
她的五官很精致，眉眼之间有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冷淡，嘴唇上没有涂口红，但天生就红。
她正低头看推车上的烤红薯，似乎没有注意到秦绶。
秦绶看着她的脸，愣住了。
不是因为她的长相好看，而是因为他认识她。
那张脸在他的记忆里沉睡了将近三年，像一张被压在箱底的照片，边角已经泛黄发脆，但上面的影像还在，只要看一眼，就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翻出来。
他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嘴唇上的那个旧伤口——早就好了的那个——突然又隐隐地痒了一下，像某种愈合了很久的疤痕在阴天来临之前的轻微反应。
女孩挑了一个红薯，老板帮她装进纸袋里，她接过来，从卫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扫码付款。
动作行云流水，像她做过无数次一样自然。
她付完款，抬起头，终于看到了秦绶。
一开始她没有认出他。
她的目光从他脸上扫过去，停了一下，又扫回来，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像是在努力地从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翻找一张模糊的面孔。
她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是一种更复杂的、带着一丝慌乱和心虚的东西，像一个人无意中撞见了自己不想再见到的人，第一反应不是打招呼，而是想躲。
秦绶知道她认出他了。
因为他也在同一刻确认了她。
宋知夏。
他记得这个名字，不是因为这个名字有多特别，而是因为这个名字是他职业生涯里的第一个客人。
第一次。
第一个他以为自己可以靠这种方式活下去的夜晚。
那些记忆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拽出了水面，带着水草和淤泥的腥气，在他的意识里翻涌开来。
三年前。
他刚被送到会所不到两周。
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
周哥让他在休息室等着，他就等着，坐在那把折迭椅上，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小学生等待老师叫他的名字去办公室。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会所的培训课他听了一半就走神了，那些关于“如何取悦客人”“如何把握节奏”“如何在必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课程内容，对他来说像是另一种语言，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他理解不了的东西。
他只知道他欠了钱，一笔他这辈子都赔不起的钱。
他需要工作，需要还钱，需要吃饭，需要有一个地方住。
其他的事情他不敢想，也没时间想。
然后她来了。
宋知夏那天的样子和现在不太一样。
那天她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化了妆，头发是黑色的，直直地垂在肩膀上，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
她走进包厢的时候，秦绶正站在角落里，低着头，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
她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轻松，很自然，像一个经常出入这种场合的老手。
“你是新来的？”她问。
秦绶点头。
“多大了？”
“二十。”他说了一个谎。这是周哥教的，不管实际多大，都说二十。
宋知夏点了点头，没有多问。
她走到沙发前坐下，翘起二郎腿，从包里拿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动作熟练得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她吸了一口，吐出一缕白色的烟雾，透过烟雾看着秦绶，目光里有一种审视的、打量的东西，像是在挑一件衣服，看看合不合身，颜色好不好看。
“你过来。”她说。
秦绶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
后来的事情，秦绶不太愿意回想。
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恰恰相反，那一次什么都没有发生——宋知夏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没有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
她甚至很温柔，至少在那天晚上看起来是这样。
她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其实他怕得要死。她说别怕，我也是第一次。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笑容里有一种奇怪的得意，像一个终于完成了某件期待了很久的事情的小孩子，带着一点炫耀，一点紧张，还有一点“你看我做到了”的自豪。
秦绶那时候不知道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没有经验去判断一个女孩说她“第一次”到底是真的第一次，还是只是一个让人觉得安心的说辞。
他选择了相信。
结束之后，宋知夏去洗了澡，出来的时候头发湿漉漉的，裹着浴巾坐在床边，用手机刷了一会儿。
秦绶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半截被子，呼吸还没有完全平复，他看着天花板，不知道自己应该想什么。
然后宋知夏开口了。
“那个，”她说，声音突然变小了，不像刚才那样轻松自然了，“我没带够钱。”
秦绶转过头看着她。
她的表情变了。
刚才那个轻松自信的女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脆弱的、带着一点慌乱的东西。
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要哭又没哭的样子，嘴唇微微抿着，手指绞着浴巾的边缘。
“我真的没带够，”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哭腔，“我不是故意的，我……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我家里不知道我来这儿，我的钱也不多，你能不能……”
她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秦绶看着她。
他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客人的问题，你应该去找周哥，让周哥来处理。
但另一个声音，一个更大、更响、更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回荡着——你应该帮她，她是女的，她需要帮助。你不帮她谁帮她？
那个声音是他母亲的声音，也是他自己的声音。
它们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哪个是从小被灌输的，哪个是他自己长出来的。
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行。”他说。
宋知夏的表情瞬间松弛下来，刚才那种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甚至带着一丝笑意的轻松。
她说了声“谢谢”，还说“等我下次带够钱了，就把钱补上”。
秦绶用自己身上仅有的钱，凑够了那笔钱，交给了周哥。又给了她自己最后的一小笔零钱。
但如果宋知夏下次再开口让他帮忙，秦绶下次还是会。
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他做不到不心软。
他从小被训练成这样的——把他的需求和感受放在最后，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前面，尤其是女人。
他不知道怎么拒绝一个女人，不知道怎么在一双泛红的眼睛面前说出“不”字，不知道怎么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转过身去。
他垫付的那笔钱不多，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几乎是全部家当。
那之后的一个月，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候是一包方便面，有时候是一个菜包子，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多喝几杯水。
他的体重掉了好几斤，原本就不算结实的身体变得更单薄了，锁骨下方那两个窝凹得更深了。
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
不是因为丢人，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不值得提。
他帮了别人，自己吃了苦，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翻来覆去地想也没有意义。
但现在，三年后的今天，在这个卖烤红薯的路边，他再次见到了宋知夏。
她变了。
头发颜色变了，穿着打扮变了，整个人的气质也比三年前更成熟、更冷了。
但她又没有变，那种漫不经心的、懒洋洋的、好像全世界都欠她什么的样子，和三年前一模一样。
宋知夏显然已经不想跟秦绶有任何交集了。
她拿着烤红薯，往后退了半步，拉开了一点距离，嘴角动了动，像是在考虑要不要说点什么寒暄的话，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秦绶也没有说。
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她。
他的表情很平，没有愤怒，没有怨恨，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情绪。
他只是觉得有一点恍惚——时间的错位感，把三年前的那个人和面前的这个人迭在一起，像两张没有对齐的底片，轮廓是重的，颜色是乱的，怎么看都不像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