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讲到教学点时，她展示了三张对比图：最初的破棚子，后来的简易教室，现在略显规范化的教学点。
“硬件在改善，但核心没变——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材还是那些教材，方法还是那些方法。为什么效果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在迭代。”
“第一年，我们摸索：什么样的课学生爱听？什么样的内容家长支持？第二年，我们总结：哪些方法有效？哪些走不通？第三年，我们规范：编写手册，培训老师，建立标准。第四年，我们推广：从一个点到一片区，从汉族学生到多民族学生。”
舒染看向台下，“这四步，我称之为火种模式。老师是第一个火种，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学生成为第二个火种，影响家人和同伴；家庭成为第三个火种，带动整个片区重视教育。火种传递，不需要每个环节都有我，只需要有愿意被点燃的人，和愿意传递火的人。”
“所以，回到廖组长提出的问题：这个模式是否太依赖我个人？”舒染转向廖承，“我的答案是：曾经是，但现在不是。因为我做的不是教，而是点燃和传递。我已经点燃了第一批火种，他们正在点燃更多的人。即使我明天离开，这些火种也会继续燃烧。”
“边疆教育的根本问题，是缺一套能让普通人变成火种的方法。我这几年的工作，就是摸索这套方法。现在，它已经初具雏形——有手册，有培训体系，有评估标准，有推广路径。”
舒染最后展示了一张图表：一个中心圆是火种老师，周围辐射出学生火种、家庭火种”、社区火种、，再往外是区域推广、标准建立和政策建议。
“这就是我想在全国会议上汇报的内容：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发现了什么；不是边疆教育有多难，而是边疆教育可以这样做，不是需要多少资源投入，而是如何让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她结束汇报，时间正好三十九分钟。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随后，廖承带头鼓掌。
“很精彩。”廖承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
舒染走下讲台，才发现手心全是汗。
模拟提问环节开始了。工作组的成员轮番提问，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关于经费测算，关于师资培训周期，关于民族语言教学的具体操作，关于成果评估的科学性……
舒染一一作答。有些问题她早有准备，有些需要临场发挥。有两个问题她答不上来，老实说“这个我们还在摸索，目前没有成熟方案”。
提问结束，廖承做了总结。
“舒染同志的汇报，有几点让我印象深刻。首先，思路清晰，从具体案例上升到方法论，再回归到实践指导。其次，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夸大成绩。最后，有推广价值——火种模式这个提法很有启发性。”
他顿了顿，看向舒染：“但也有不足。比如，如何量化火种传递的效果？如何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适用性？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论证。”
“我明白。”舒染点头，“这些确实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好。”廖承合上笔记本，“模拟汇报到此结束。工作组会在离开前给出正式反馈。舒染同志，你这几天辛苦了。”
“应该的。”
会议结束后，舒染最后一个离开会议室。她收拾好讲台上的材料，准备回办公室。
廖承在门口等她。
“舒染。”
“廖组长。”
“一起走走吧。”廖承说，“有些话，想私下跟你说。”
“好。”
两人走出教育局大楼。雪已经停了，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白。天还是阴的，但云层后面透出一点光。
“你的汇报很好。”廖承开口，“比我在部里听过的很多汇报都好。”
“谢谢。”
“不是客气。”廖承停下脚步，转头看她，“我是说真的。你有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能力，这是很多基层干部缺乏的。你也有把理论讲得让人听懂的能力，这是很多专家学者缺乏的。”
舒染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沉默。
“所以，”廖承继续说，“我会向上面推荐你作为边疆地区的发言人。但最终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明白。”
“另外，”廖承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我写的一些建议，关于你汇报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不是官方意见，只是个人看法。你看看吧，有用就参考，没用就算了。”
舒染接过信封，厚厚的一沓。
“廖组长……”
“不用谢我。”廖承笑了笑，“如果你能在全国会议上讲好边疆教育的故事，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对边疆的孩子，对在一线工作的老师，对制定政策的我们，都是。”
他说得很坦荡，舒染反而放松了些。
“我会努力的。”
“嗯。”廖承点点头，忽然说，“你知道吗，来之前，我其实有些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你还像当年一样……”廖承看着她，“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你已经能照顾很多人了。”
这话说得有些感慨。舒染选择最安全的回应：“人总是要长大的。”
“是啊。”廖承沉默了一会，“那我先回去了。明天工作组离开，你不用送，好好准备接下来的工作吧。”
“好。廖组长一路平安。”
廖承转身走了。
舒染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没有拆开，直接放进了包里。
回到办公室，王娟立刻凑过来：“怎么样？”
“还行。”舒染坐下，“廖组长说会推荐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