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兰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李秀兰豆腐坊 收支”和一些数字；张桂芬歪歪扭扭地写了自己的名字和“工分明白”；连孙家媳妇也别扭地写了个“孙”字和“通知”俩字。王大姐更是郑重其事地写下了“王桂兰妇女代表为人民服务”。
舒染把这些小心地收好，王大姐凑过来，指着自己写的那句“王桂兰妇女代表为人民服务”里的“代”字，不好意思地说：“染妹子，这字俺好像写错了……”
舒染一看，果然写成了“伐”。她笑着拿出铅笔，轻轻改了一笔：“没事，大姐，现在会了就行。”
检查的日子终于到了。
那天下午，连部门前难得地打扫得干干净净。刘书记、马连长等连队干部都早早等在门口。
舒染也特意换了件干净衣服，和王大姐站在稍后一点的位置。王大姐紧张得不停搓手，舒染低声说：“大姐，就当是跟咱连领导汇报工作一样。”
远处传来吉普车的引擎声。一辆绿色的普车卷着尘土驶来，停在连部门口。
车门打开，刘书记和马连长立刻迎了上去。首先下来的是一位四十多岁、表情严肃的干部，是师部宣传科的副科长，姓吴。
后面跟着下来一个年轻人，约莫二十七八岁，瘦高个，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戴帽子，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看着挺斯文，但眼神清亮，正打量着连队的环境。
“吴科长，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刘书记热情地握手。
“这位是团部宣传科的杨振华干事，这次跟我一起下来调研。”吴科长介绍道。
“杨干事，欢迎！”刘书记又连忙和杨振华握手。
杨振华笑容谦和，“刘书记，马连长，给你们添麻烦了。我们这次下来，主要是学习，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
他微笑着冲她们点了点头，目光在舒染脸上停留了片刻，似乎有些讶异于她的年轻，但很快礼貌地移开。
一行人进了连部办公室。简单的寒暄过后，吴科长直奔主题，听取了刘书记和马连长关于连队生产、思想教育工作等方面的汇报。吴科长问得很细，尤其关注职工和家属的思想动态。
刘书记和马连长汇报得很扎实，主要突出了生产任务完成情况和连队管理的规范性。
轮到思想文化教育方面，刘书记按照准备的材料，提到了启明小学和最近试办的妇女扫盲学习小组，但说得比较简略。
吴科长听完，没表态，看向杨振华：“小杨，你有什么要了解的？”
杨振华扶了扶眼镜，开口问道：“刘书记，马连长，刚才您二位提到的妇女扫盲学习小组，我很有兴趣。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办这个小组的？具体是怎么开展的？遇到了哪些困难？又取得了哪些效果？”
他的问题具体而深入，显然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检查。
刘书记和马连长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些打鼓。刘书记连忙说：“这个小组的具体情况，由我们连的妇女代表王桂兰同志和启明小学的舒染老师负责，她们更清楚。让她们向领导汇报一下吧。”
杨振华扶了扶眼镜，看向舒染和王大姐，问道：“王桂兰同志，舒老师，我对你们这个学习小组很感兴趣。能不能具体说说，是怎么想到要办这个班的？平时都学些什么？大家愿意来吗？”
王大姐紧张得咽了口唾沫，手心都在出汗。舒染悄悄碰了碰她的手背，低声鼓励：“别怕，照实说就行。”
王大姐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因为紧张，声音有点发颤，但嗓门依旧洪亮：“报告，报告领导！俺……我叫王桂兰，是连里的妇女代表。办这个学习小组，是因为……是因为俺不识字，工作没法干！”
她豁出去了，把自己怎么填不了表、怎么通知错人、怎么闹笑话的糗事全说了出来，说到激动处，脸都涨红了。
“……俺就寻思，不能这么窝囊！就找了舒老师，俺要学认字！后来发现，不光俺，秀兰、桂芬她们也都需要！舒老师就说，那不如大家一起学！连里也支持，就给提供了地方……”
吴科长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杨振华却听得十分专注，眼神里流露出浓厚的兴趣，不时点头。
等王大姐说完，舒染上前一步补充道：“吴科长，杨干事。王大姐说得都是实际情况。我们办这个小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为解决工作和生活中因为文化水平低带来的实际困难。所以教学内容也完全围绕实际应用展开，比如认写人名、认读票证、记简单账目、写常用条据等。”
她拿出那叠旧报纸，展示上面妇女们写的字：“这是姐妹们最近学习的成果，写得不好看，但都是她们一笔一划自己写的。至少现在，王大姐通知工作很少出错了，李秀兰同志记账更清晰了，张桂芬同志去看工分榜也能看个大概了。大家觉得生活和工作都方便了不少。”
杨振华接过那叠报纸，一页页仔细翻看。
“很有意思。”杨振华抬起头，看向舒染，目光中带着探究，“舒老师，据我所知，正式的扫盲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往往效果不佳。你们这个小组，似乎找到了一个不同的切入点。你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舒染想了想，说：“我觉得是‘需要’和‘有用’。大家不是为学习而学习，是因为不学就没办法，学了立刻就能用上，劲头就足。学的都是身边立刻要用的东西，记得就牢。再加上大家一起学，互相帮着，就不觉得难了。”
杨振华频频点头，转向吴科长：“吴科长，我觉得畜牧连这个做法很务实。从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入手，形式灵活，效果看得见。这种经验，值得好好关注。”
吴科长脸上严肃的表情也缓和了不少，点了点头：“嗯，听起来确实有点意思。不搞形式主义，能解决实际问题，就是好方法。”
刘书记和马连长明显松了口气。
汇报结束后，吴科长在刘书记和马连长的陪同下，去参观开荒田和排干渠设施了。杨振华却提出想单独去看看启明小学和妇女扫盲小组的上课情况。
舒染便带着杨振华往教室走。
走在连队的土路上，杨振华看着周围的环境，忽然问道：“舒老师是上海知青？”
“是的，杨干事。”
杨振华又问道：“舒老师来兵团多久了？还习惯吗？”
“快一年了。”舒染答道，“习惯了，这里挺好。”
“不容易。”杨振华感叹了一句，“能从大城市来到边疆，扎根下来办教育，还能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非常难得。”
“杨干事过奖了，我就是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舒染谦虚道。
到了教室，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孩子们看见舒染带着一个陌生的叔叔进来，都好奇地围过来。
杨振华没有半点架子，笑着和孩子们打招呼，弯下腰看石头写在旧报纸上的字，还拿起一块孩子们用石灰块做的“粉笔”看了看。
“条件很艰苦，但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很好。”杨振华对舒染说，“你把他们教得很好。”
接着，他又详细询问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学生人数、牧区孩子的融入情况等问题。舒染都一一如实回答。
当听到舒染提到现有的扫盲课本与当地生产生活实际有些脱节时，杨振华若有所思。
“你说的问题很现实。统一的教材确实很难照顾到所有地区的特殊性。尤其是对于成人扫盲，更需要贴近他们的生活经验。”